中国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

⑨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发 布 的 Regulation（EU）2016/679 on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persons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and onthe free movement of such data，并废除 95/46/EC。

[12][德]奥托 ·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3页。严格来说，这种类型的权力配置亦应通过《宪法》实现。

[11]除了前文提及的《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外，我国《立法法》第119条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例如，城市地铁项目虽然属于地方公共产品，但因其投资额巨大，还涉及地方政府融资和债务，而地方政府不被允许破产和地方官员不对债务负责，最终可能会演变为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针对这两种规范的变通授权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当前笼统的特区授权决定是否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值得讨论。实践中许多名义上的授权并非是真正的授权，部分授权决定实际上是在进行职权的分配，另一些授权决定中并不含有权力的转移，还有一些授权决定授予的并不是典型的立法权。

[17]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14页。既然只有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才需要被授权，那么下位法制定机关应获授权的最大范围就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古典学说认为的无前提性和价值自由的学术概念已不切实际。

例如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西方右翼政治思想等与我国宪法精神不符的教学活动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对此开展的科研活动应当受到保障。第一，直接涉及到损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学术活动可以被公权力所限制。例如，宪法学者户波江二认为，现代社会背景下研究人员大多依赖国家下拨的研究经费从事学术研究，但如果国家对某类研究项目特别积极地给予经费保障，而对其他项目较少甚至不给予研究经费，那么不同研究人员之间产生的差别容易引起平等权问题，且国家的这种差别性待遇行为可能引起对学术自由的间接性制约。[72] 此外，还应当注意到国家的这种积极义务存在一个作为限度的问题，有待学界今后探讨。

陈列：《关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第57-64页。关键词：学术自由; 消极权利; 积极权利; 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学术自由是宪法学研究中极易被忽视的一项基本权利。

对应到学术自由上来说就是：具体哪些学术活动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因而可以被法律所限制的问题才是探讨的核心。[71] 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治理是否首先应当交由共同体自治，由自治规范来进行调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况且，难道学术自由只能推导出自由权性质的具体内容吗？学术自由同样可以作为一项积极权利，推导出请求权性质的规范要求。[34] 借鉴德国的经验，区别学术性活动与非学术性活动的意义重大。

[45]这种观点基于社会契约论，符合近代立宪主义的发展历史，在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学术世界已不再仅仅以学校为单位，更多的是跨越学校界别的学者团体。其次，即使国家履行鼓励、帮助学术事业的义务，也存在一个最低的限度问题，若不满足这一最低限度，属于违反宪法。例如，以克隆人技术、基因编辑技术、脑移植等为代表的前沿科学严格上讲虽并不涉及危害他人生命健康的问题，然而却可能威胁到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他人的人格尊严。

发源自法国、英国、美国的近代立宪主义原理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一种个人对国家的权利，它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私法，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无关。如果国际人权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属于第二代人权，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请求权，需要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来加以保障这一大前提成立，[10]那么此种意义上的文化权利应当与我国《宪法》第47条的第二句话同义。

因此，第二种观点是妥当的解释。然而，最低扶持标准受时代变化和财政状况的制约，什么程度的鼓励和帮助行为属于最低标准实在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以上结论同样适用于学术自由。[37]我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方面过去争论较多的典型例子是《宪法》第33条第2款平等原则是否包含立法平等的问题。根据这一条款的规定，即使某种言论和行为处在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之内，也有可能会因为与宪法客观秩序不相符而受到限制。从消极权利的本质出发，禁止定义说的观点较为理想，能够防止司法机关的主观任意性，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学术自由。也就是说，宪法上之所以保障学术自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不当干涉，在规范意义上要求政府的不作为。现代社会背景下，学术研究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例如，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化，大学的规模不断增大，社会（尤其是企业）对科研的需求日益增加，研究人员与社会的联系越发紧密。根据这一观点，大学的内部结构合理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权利保障就不仅仅是行政组织法或民法层面应当研究的课题，它同样属于宪法学研究应当探讨的对象，是学术自由条款对国家产生的积极义务要求。

此时，司法判断的主观性以及对学术性事项的实质审查与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就产生了紧张关系。三、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不仅仅拥有消极权利性质，它同样对国家课予了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给予学者一定程度的精神和物质支持。

以上观点发展到极致即所谓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私人间无效说。因为消极的学术自由要求的是国家不干预、不介入，研究人员能自由地从事真理认识活动。

[35]安许茨的这种观点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前期的学界主流观点。纯粹的政治性鼓吹本来就不属于学术的范畴，因而首先就可以通过对学术概念的界定从而将其剔除出学术自由的保护范围。[21]——不可否定这些问题的重要性，[22]但它并不能解决学术自由保护范围的问题。第二，这种积极义务规定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是公民对国家直接的请求权。

当然，有时某些学术活动较难与意见表达相区分（特别是教学活动），此时若某种言论或行为从形式和外观上判断也较为模糊，当事人应当被允许求助于学术共同体，出具学术共同体的意见交由法院参考，法院在认定时应当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判断。[39]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可以从我国宪法的用语区分上得出结论。

不难想象，学术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冲突：第一，单一学科内部的冲突。[17]由此可见，很多基本权利同时拥有消极与积极两种性质，[18]预先将某一权利归入自由权或社会权，并在该框架内进行探究的方法并不可取。

从宪法文本表述上可以看出，宪法针对经济性权利、社会性权利大多采用法律保留型保障，其典型用语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如第8条、第11条、第16条第1款）以及依照法律规定（如第10条、第13条、第44条）等。只要在外观、形式上符合学术的特征，例如是对真理、事实的认真严肃的认识活动，具备计划性、系统性等特征时就可以认为属于学术活动。

《宪法》第47条的积极义务规定首先禁止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国家行为。现行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第一句话规定：艺术与学术（Wissenschaft）、研究与教学都是自由的。这种纯粹的学术概念发源自德国理想主义哲学，从魏玛宪法时期开始就是学说的主流。[33]以上这些定义并不试图从实质内容上对学术概念进行界定，仅仅从外观上对学术活动进行了大概描述。

（二）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认为学术自由与整个第47条有关，乃是基于对基本权利性质分类的理解。据此，只要是一种具备系统性、计划性以及严肃性的真理探究活动，都可以将其纳入到学术的范畴中来。

该理论认为，私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不仅会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同样会受到来自第三人的威胁，因此宪法不仅仅要求禁止国家侵犯私人的基本权利，也要求国家有义务去保护私人的基本权利，使其免于受到他人的侵害。[44]我国《宪法》第52条、第53条和第54条应当可以被理解为基本权利外在制约的表述。

此外，我国教育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着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的需求。从以上背景中可以发现，如果仍然将目光限定在过去重点关注的公权力——学术共同体二元对立结构上，实则是脱离现代学术世界现状的。